剧情：在1927年的“七一五”反革命政变中，为了营救共产党员任致远，夏恒煊慨然赴死，留下妹妹夏雨竹与丫头霜菊相依为命。柔弱的雨竹独自谋生，霜菊则在恒煊恋人肖成碧的引荐下加入了国民党特务组织。几年后雨竹偶然营救了任致远。致远牺牲后，雨竹受感召成为中共地下情工作人员，与此同时霜菊在特务组织内获得重用和提拔。抗战爆发，雨竹和霜菊再次相见，却为了各自的任务针锋相对。雨竹发现肖成碧的弟弟肖君浩和自己承担着共同的使命，两人在战斗中相知相爱。1949年国民党败逃台湾，雨竹毅然前往台湾执行任务，被身为保密局军官的霜菊发现。为了信仰，雨竹在霜菊面前从容赴死，霜菊被震撼。雨竹在胜利的前夜用生命谱写了一曲壮丽的信仰之歌。对中产阶级恶劣趣味的最好讽刺，大概是福塞尔的《格调》。福塞尔谈到中产阶级是对自身地位最为焦虑的一个群体，因而需要各种各样的修饰和包装来掩盖自己的乏味，掩盖自己的匮乏。

因此，中产阶级大概是对低俗或者说恶俗最为敏感的一个群体，中产阶级趣味总是良好的，往往意味着中庸，意味着不过分。在影片里就是修建整齐的草坪，干净整齐的衣服，鲜红的玫瑰，午餐时的轻音乐。

中产阶级伪善就更宽泛了，意味着家庭的和谐，哪怕已经一年或者更久的时间没有做爱过；意味对子女的关怀，哪怕双方都对此极为厌烦；意味友好的邻里关系，哪怕互相极为看不上眼。

而对此厌烦的年轻人，那些处于 Teenager 的年轻人们，倘若生早个几十年，大概也是嬉皮士中的一员，吸着大麻，听着摇滚。可惜的是他们晚生了这么多年，因而只好偷偷摸摸地吸大麻，周围都是一群看起来（至少是看起来）无比正常的小孩，叛逆点的就被视为怪胎，没那么叛逆的就跟着后面混，如同影片里的 Janie, 也许顶多在《南方公园》里找找快感。塞林格已死，若干年前在大学里筑街垒的年轻人早已成了传说。

不过，影片到最后，已经超出了对中产阶级趣味的讽刺，而上升到了一个对我们自身地位的焦虑。影片里的每个人都不正常，每个人都被重重的包装包裹着，都对自己的身份严重缺乏认同，同性恋者不敢承认自己的身份。

影片给了两个问题，一个是伪善，一个是恶趣味。前者是道德上的，后者算是审美上的，而这两者的最大问题都在于伪。

对于恶趣味，电影算是给出了某种形式上的答案，飞翔的塑料袋，如同拉斐尔画中人物一样的肃穆的面容，Lester 的最后感悟，还有影片本身的名字，American Beauty，都在毫不迟疑地回答，这个世界绝不缺乏美，缺乏的只是发现。从一开始的惊鸿一撇，Lebster 的每次发现都不断地撕开这个恶趣味的口子，他开始重新听自己喜欢的音乐，做自己热爱的职业，美国的美丽一点点重新展现在我们面前。

但是另一个问题却迟迟没有给出答案，这个世界毕竟并不仅仅是靠审美就能支撑起来的，一个善的社会仍然是必要的。Lebster 被枪杀，Jenie 和她的男友离家出走，无论如何算不上一个圆满的回答，这个解决算起来怎么也不比《毕业生》最后的公车上的回眸有更多的希望。对于这个看起来不断变糟的社会或者说世界，难道善良仅仅只能存在于《读者文摘》似的故事里吗？导演迟迟没有给出一个让人满意的回答：这个世界存在善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