剧情：本片是周洲继《美丽》后的第二部作品，同样由池韵主演。主角是患有癫痫的女孩，追逐舞蹈的梦想，她在爱情、亲情和梦想间浮沉，走向绝望的同时又给予她新生。

周洲与池韵专访：「虽然我們不会提供這些困難的答案，但是我們可以给他們一个精神的支撑」

电影学者：Maja Korbecka

第四十九鹿特丹国际电影节荣誉之夜于2020年1月31日晚举行。鹿特丹观众和评审向来独钟中国电影，而今年获得國際影評人協會奖项则是周洲导演的《花这样红》，由《美丽》女主角池韵主演。

在鹿特丹参加世界首映后第一天下午，我把握机会在电影节中心采访了周洲导演和池韵。这是他们第二部一起拍的电影，一眼就能看出两人的合作默契。他们陆续接受了中外媒体的访谈，期待能有空档去城市里逛逛，但是他们还是充满热情地于记者们分享对于电影艺术的想法以及电影节的重要性。这虽然是我们第一次见面，但是感觉上挺投缘的。

Maja Korbecka：你们這次在鹿特丹電影節的觀眾反應怎么样？有什麼特別值得一提的部分嗎？

周洲：我們這次在鹿特丹国际电影节做了《花这样红》世界首映。放映后我们和其中一位本身就是癫痫患者的观众交談；他表示看完《花这样红》之後他挺感动的，因為他感覺电影里描述的癫痫状态很真实，他觉得一直没有这样能夠表现癫痫患者內心世界的电影。

我們拍的電影能夠得到真正癫痫患者的认同，這对我来说很珍贵也覺得特別感动。

Maja：池韵姐，你是怎么樣准备飾演癫痫患者呢？在Q&A的时候你提到你有你看视频學習， 那是什么样的视频？

池韵：那是一個來自英国BBC的视频叫《癫痫与我》。在這節目里面紀錄了四位癫痫患者的真實生活：像是如何找工作，怎么交女朋友，甚至是学考汽車驾照。节目裡邊强调這些患者生活的目标，有個共同点是他们都希望自己是正常的，也就是希望别人看自己的眼光是正常的。这雖然对普通人而言是理所當然的事，但是对于患者来说卻是几乎不可能的事情。所以，無論是他们无时不刻都必須感受着别人的可怜也好，同情也好，或者是有一些恶意的瞧不起的；這都是有的。身為癫痫患者的内心必须要比我们普通人的更加坚强，尤其是當他們在面临困难的时後。之後在中国我见到了真正的癫痫患者：我去采访他们，好好地去觀察他们的表情、动作， 我想藉此捕捉到一些对我表演有帮助的细节。每个患者的個性都很不一樣，但是他们往往在面对拍摄者或者接受访谈的时後，對於比較隐私的问题會很紧张，但是同時也很想说出來。我想可能過去從來没有人问过他们这样的问题。在當時我觉得他们生活很辛苦，不像我们想讨论什么都能夠很自然的說出口。我觉得癫痫症是一个經常被大家忽略的疾病，因为患者不发作的时候就和普通人沒有什麼差別；但一发作的話又会让人觉得很可怕，也有可能患者不小心摔倒或者發生一些意外直接就死了。所以癫痫症患者可以說是每天都面临著死亡的威胁，這並不是一般人能夠去承受的。我很尊重癫痫症患者，也觉得他们很了不起，能夠在這種狀況下去追求自己的工作、爱情，这种生命力我非常佩服。

Maja：我觉得癫痫还是一种忌讳。在欧洲十九世纪的时很多人对患者有很多刻板印象，觉得癫痫患者是疯子。雖然這已經是很久以前發生的事了，不過現在的人對癫痫患者還是有很多刻板印象。在中國對於癫痫患者還會有這樣的刻板印象嗎？

池韵：她这个病的发作会口吐白沫，抽搐，有几百种不同的病徵发作。但是每种發作方式都對普通人來說非常夸张，誇張到讓人覺得這是否是假的。我當初看視頻時對自己也有這樣的念頭感到心裡很過意不去。有的人剛发作的时候就呆呆地，不说话的，像傻了一样。但是當患者清醒過来之后他会知道别人刚才把他当作傻子看了。那个經驗是癫痫症患者永遠都忘不了的感受，会觉得自己发病的时候是一个傻子被别人瞧不起。因為如此，癫痫症患者常常會就远离人群，喜欢自己待在家做一些自己的事情，像是读书或者是做些工艺品，逐漸隔離就自己與人群，这样他就被社会抛弃了。

Maja：像你们上一部电影《花这样红》或者《美丽》都有一個共同的主题是孤独。周洲导演，你之前曾經提到自己的創作受到阿图尔·叔本华哲学的影响。还有那些作品或是作者影响到你的創作呢？

周洲：我拍《花这样红》時一直想到文森特·梵高的傳記小說《渴望生活》與他的自傳作品《亲爱的提奥》。 那兩本书对于这部电影应该是一个很直接的起因。当时看这本书我内心受到的触动實在太大了。雖然我並不能十分保證，不過梵高他很可能患有癫痫：他的大脑会突然断電、然後发疯，割掉自己的耳朵，也会有幻觉。很多人甚至说他的画是因为他得了这种病才会画成这样。这个病最痛苦的地方就是他热爱他的工作，但是他的工作又需要动用他的热情、他的情绪。但是一但动用他的情绪他就会发病。這简直是上帝開的残酷的一个玩笑。再加上他的画一直不被人认可，被当作一个很异类的存在。所以他是在那样子一個完全没有希望的人生中在努力：一定要繼續画画，懇求他的弟弟再寄给他一些钱到法国。我觉得他耗盡了他所有的生命力去追求他的艺术。也是因为梵高，我才开始关注癫痫症，我開始在中国的网站上搜索关于所有關於癫痫症的资料。很偶然的，有次我看到了一个新闻关于在长春有一个患有癫痫症的男孩子叫马冬冬。他从小就很喜欢跳拉丁舞，大家都叫他拉丁王子。我看了一些视频他跳拉丁舞的姿態非常地干净、挺拔，他不是給人这种很性感的感觉。但是他最后跳楼自杀了。很莫名地因为这則新闻里的影像，我就像是哗然受到了重拳一擊一樣。我开始在想，自己之所以會看到这件新闻，是因為我有一定程度的责任要負責。於是我跟池韵、跟我们的编剧聊这个事情， 然后就觉得我们可以拍一部比较真实的电影，關于這麼樣的一個年轻男孩自杀了。但是我们还是想表达：不是他自杀的这样的结果，而是面对这种未知的人生，危险、残酷的命运，还有一份強大的精神力量去追求生活的意义和梦想；而不在乎结果是什么。我感覺我们有责任拍这部电影去给生活中有类似经历、疾病或者人生中有困难的人。虽然我們不会提供這些困難的答案，但是我們可以给他們一个精神的支撑。

Maja：我覺得《花这样红》的最后一个镜头把你剛才說的这种意圖表达的很棒。這個鏡頭让我想到约翰·卡萨维兹的电影。他也常常是聚焦于女人在生活中所面临的困难。再加上吉娜·罗兰兹和约翰·卡萨维兹多年的合作關係我想有可能與你和池韵的關係有点類似。還有那些导演你特别欣赏？

周洲：你说的很準确，约翰·卡萨维兹的作品確實给我很大的启示。他的电影很直接，他的表现方式也很直接；就是這種直指人心的方式。他不但去捕捉人物的内心世界，同時他也用到了戏剧與故事。我觉得他的电影非常有力量感，很真实。他也同時是一位以独立低成本制作聞名的导演，所以他的工作方式和他對電影的追求都对我來說启示特别大的。除了卡萨维兹之外我还很欣赏黑泽明导演。梵高也是他的偶像。黑泽明对我的影响很多部分是精神上的：就是一個人在精神層面上的强大。今天我们剛好才聊到黑泽明导演的《电车狂》。这部电影当时被称为一种失败作，他耗盡那么多心里去拍这部电影却不被认可。到后来他还经历过自杀，但是他还是继续追求自己的專業，一直到八十多岁還能拍出那么好的电影。所以我觉得我拍的电影就特别渴望能夠表现人的精神的力量。在电影导演当中，像黑泽明的这种精神力量和卡萨维兹對於真实、朴实的捕捉是两个我特别欣赏的特质。

Maja：回到电影节的话题，你们兩個是在长春电影节认识，这也表示电影节的功能又很多样又很重要。池韵姐， 你怎么想要当长春电影节的志愿者？

池韵：我当时是還在学校，那年大三。我排了一个话剧在里面去演了一个角色。一直到大三我都還没有想清楚我以後想要找什么样的工作；然后我忽然发现我是喜欢表演的。所以我开始想要贴近这个行业。我是长春人，我们這兒之前是有一个長影的，就是长春电影厂。是我们建國最早的一个电影制片厂。但是它慢慢地可能因为各种改革、现实的问题而没落了。但是這兒还有长春电影节，我看到了一个招聘我就去报名，被选中後我就去担任了接待的工作，就這樣认识了周洲导演。大家在电影节的环境里面其实还是愿意谈电影的，所以我们也會有电影交流。但是那時我才大三，我不太懂那么专业的事情。那时候周导演是做宣传的，然后就聊了一些他从他的角度来看的问题，我就从我的角度我來倾听他的一些想法。當時我還很年輕，我觉得还是有很多我不知道的事情，所以我觉得是很值得学习的。周洲知道我是喜欢表演的，他也看了我的表演片段然后他觉得我是可以去选择这个职业的，他很支持我，我也非常感谢他。到了大四有比較多自由的时间，所以我去了北京学习了一年表演课程。毕业之后就开始去投资料，就這樣开始我的演艺事业。

Maja：周导演我很好奇你对长春电影节有什么看法？你覺得长春电影节在现代中国影业有什么样的定位與使命？

周洲：我觉得长春电影节现在的定位还不太清晰。像在中国的政府奖项是华表奖，政府支持艺术类型的奖项是金鸡奖，最後观众的奖项則是百花奖。长春电影节在其中它还没有找到自己的定位是什么，它不像FIRST影展這樣有自己清楚的定位：也就是青年的。又或者平遥电影节希望它自己在艺术电影当中是一个主流的电影节，上海电影节应该是想打造成世界的电影节。长春电影节还是在摸索，还在一个寻找的階段。长春电影制片厂原本是中国最好的制片厂，所以长春市其實是有电影基因的。但是在八九十年代之后可能由於北京制片厂的崛起，长春制片厂曾经历过一段没落，整个长春的影视行业後來就變得比较低迷。因为長春的影视产业並不发达，所以作為一个电影节的说服力並不是很强。

Maja：《美丽》和《花这样红》这两部电影雖然都是在长春拍的，但是看起来好像是两个完全不一样的地方：在《美丽》城市看起來比较破，在《花这样红》我们則可以看到很现代、全新的都會商业区。对你们来说这些年带給了長春什么样的变化？

池韵：現在在中国很多的城市裡大家都在造房子，做建设。长春也不例外。它也在做各种房地产、大型的娱乐商场，里面什么都有，可以讓你逛一天吃喝玩樂。这几年在長春，城市本身的确也有这方面的变化。那人的变化呢，就是年轻人还是外移的比较多，这是這两部电影的共同点，我覺得這現象近期不会有太多改变。在画面上有一些不同的部分我觉得是导演的视角发生了变化。像在《美丽》裡是一个完全底层社會的状况，那样的一个环境是相对封闭的。但是到了拍《花这样红》這時，可能导演發現长春其實有很多漂亮的地方能夠拍出很好的质感。因為我是长春人，所以周洲導演常问我在長春那些地方值得去。就像在片中两个角色去净月潭公园去骑自行车，那邊是我们長春最好的自然景观，片中女主角住的这个郊区也很漂亮。我觉得《花这样红》在选景上有了更多在审美上的追求。

Maja：《花这样红》这个主題除了字面上的意義之外是否還有什麼抽象的意涵呢？这个標題的取材是不是有什麼典故？像是一首歌或者某一本书？

周洲：其實这个名字最早是來自中国一首老歌叫《花儿为什么这样红》，最早我們剧本的主題也是《花儿为什么这样红》。它可以是一个疑问句，也可以是一个感叹句：雖然生命是這麼的鲜艳饱满，但是它終將会离去、會凋謝，这是一种对生命的感叹。当时我听这首歌写剧本的时候有時會突然流泪，感觉很受触动。我觉得对於這部戏中的人物也是這樣。這女主角那么年轻，内心也很独立正直，這麼好的一个女孩，這麼好的生命卻要如此的困难；為什麼這樣的不幸會发生在在如此美好的她身上，像是這樣的感叹。随着剧本的创作，最终我给这部电影定了现在的主題《花这样红》，把我的感叹变成了一種人物的篤定：「我的生命就是这样，会流血，會经历过所有的命运重压，但是我就要这样红。我就是要精彩。我就是要用盡自己的生命力去活出自己的尊严，活出自己的追求。」

Maja：一朵花的生命脆弱而又短暫，但是另一方面同時又很坚毅。

池韵：在中国話里經常有这种比喻：女孩子像花一样漂亮。这是对女性美的一种赞美，对于女主角来说她就是最美的花朵。因为她不是温室里的花朵，她是在很糟糕的环境里面但是依然勇敢绽放的花朵。我觉得這種美是更美的，不只是外表好看。一個人的内心才是最美的。她就算面对所有的困难仍然不低头，往前走，這是最打動我的。這樣的女性姿态在我心里就是最美的。

Maja：那你有没有任何女性的榜样呢？

池韵：我没有办法指出一个具体的个人。我看過很多纪录片，或者听身边的人的故事。有很多女性，不管残疾也好、或者经历过婚姻的失败，或者她的孩子、老公比她先走了。她們都承受著人生很大的痛苦，但是她们都還是活得很好。我看到了很多这样的女性，我打心眼里去佩服她们。身為一個人，如果你的心是脆弱的，很小的事情你都可以被打倒。但是如果你的内心是强大的，真的可以面对那么多的生离死别，我很尊重这样的女性，她们是我的榜样。我覺得其實每一个人的生活都不容易。雖然我们看起来是都蛮好的，但是每个人外邊那张脸的背后有他的痛苦、焦虑與无奈。所以一個人需要面对那么多事情，還要工作，积极地去生活，那一份力量我觉得很不简单。

Maja：嗯，就是日常的力量，每天克服生活问题的这种力量。说到克服，《美丽》拍摄时间只花了8天，拍《花这样红》花了多长时间呢？

周洲：这次拍摄花了16天，比之前多了一倍的时间。相對來說这次资金更多一些。

Maja：這次拍攝基金大部分是来自私立的公司或者是來自影展的赞助计划呢？

周洲：私立的公司。因为我在国内一家很有名的影业公司做剧本顾问。然后同时公司的老板也投资我要拍的电影。他也很喜欢《美丽》，也很支持我拍电影。相对来說我們还是会在控制一个合理的成本。

Maja：拍摄时间还是很短。能不能请你谈一谈中国影业的未来，对你来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影产业促进法》落实之后这个法律对电影行业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周洲：我觉得《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影产业促进法》目前还是一个在逐步完善的过程当中，在我看来它有一些倡導的方向，但是具体細則是什么、它倡導的方向怎么去实现，还是一個很长的过程。但是現在中国开始有了关于电影的法律，這說明了电影在中国社会当中越来越重要了。最近电影局在政府机构当中地位也提升了，它成了一个单独的机构。这顯示在这样的一个整体急速发展的过程中，不管是中国的电影产业发展或是大众文化的表达訴求，它可能都需要一个明确的、大家都可以去共同探讨、怎麼去完善的对象。如果没有这个对象的话那也不可能说有改进的可能。先有了这个法案才能夠改进这个法案，如果没有这个法案也就不存在任何基础。我覺得中国现在正處於一个很大的变化階段，尤其是文化方向。我们目前還不能非常清楚地预见，因为变化太多。但是我還是从比較积极的方面来看待這個法案，如果你不开始也不可能试图走得更好。

Maja：至少已經有一个基础。你们接下来的计划是什么？你們已经开始准备第三部电影吗？ 是關於什麼樣的故事呢？

周洲：对，我已经开始在写第三部电影的剧本。故事应该还是一个女性题材：關於一个有家国情怀的古代女豪杰，发生在唐朝的时空。我們自己經常在討論要怎麼樣讲好中国故事。我很希望说通过一部古代的电影，首先能表现我们曾经有一副非常有尊严有骨气、内心有仁义、有道德，精神相对来说很自信的、很饱满的状态。把唐朝人的精神力量拉给世界看，我觉得是非常值得去努力的事情。于此同時，我觉得在那个时代我找到了这样子一个女性的形象，她可能不輸於現在这个时代的男性的精神高度，她非常的光明磊落、正直勇敢。我觉得這是一个很大的使命，要把那个时代的那样子的女性去让给所有觀眾看到：包括我们中国人自己也能看到，並瞭解原来我们以前的人內心是這麼强大，精神上是那么自信的。我希望讓世界也能看到中国文化里曾经的道德伦理高度确实有它强大的部分，進而吸引更多的西方的观众也开始去了解更多中国文化，思想，特别是古代的。這部片对我们来说得盡全力，這是一个很大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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